12月28日，杨千最新个展风从北京刮过在白盒子艺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展示了艺术家的新作《北京弃物》、《切口》、《梯子》、《钟》等。其中，《北京弃物》将黑桥艺术区和其它拆迁区域的弃物封存在树脂的柱础中，直接象征所谓的Underclass，包括艺术家的危机;《梯子》关乎于我们未来的虚望;《钟》则是一次;而展览题目风从北京刮过及地图的霓虹灯，隐喻地描述出我们的日常生活随时都在承受着这种突如其来的被迁徙的处境，如同艺术家的《切口》一般，齐刷刷地裸露于之下，被的逃离和无家可归便成为当下北京冬季最凛砺的景观。
策展人冯博一讲到:北京如一座坚冷的围城，实施了都市与乡村的分野，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隔膜。由此构成了展览及作品本身的一种潜在的矛盾冲突，意味着我们的正常，都处于难以把握的不确定之中。我们的生活本该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或者说，生活的意义被越来越的和资本给地抽空了。从而形成了杨千这次展览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明确指向。
杨千: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当时我的工作室在黑桥，而也是在那个时候，黑桥开始了拆迁，最先拆除的是一片民工的住房，他们搬家的时候抛弃了很多东西，我就在这些拆迁的地方收集了部分遗弃物，有小孩的玩具、鞋子、工具、碗、孩子们上课用的教具等等，这些遗弃物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可以随时被正斧所遗弃，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社会的基石。
杨千:《梯子》是连接低端到高端的工具，在想象力的延伸上，它有连接贫穷到富有、现实到理想的意味。这件《梯子》是为白盒子艺术馆里特定的空间量身定制的约11米高的装置，我把展厅顶安装了灯膜，并在灯膜上方安装了日光灯以便让人感到那是来自的光。而《梯子》是我用拆迁后变形的方钢节段焊接而成的。它在探讨人从低处往上爬的以及理想在现实中受挫的状况，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梯子，但这个异常的无功能的梯子是对今天现实的一个隐喻。我希望人们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解读。
杨千:《梯子》是一种象征，你可以从下往上爬，但又不能从下往上爬，因为这个梯子本身是不能攀爬的，《城市之光》这件作品的名字取自电影大师卓别林演过的电影《城市之光》，影片讲述了一个物给人的故事，城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物的存在而显得温暖和充满人性;这也是这幅作品的暗指。另外一幅作品《倒塌》则是倒塌掉的某个公寓，它们和梯子一起组成了上不去下不来走不出逃不掉的困境。
杨千:这个系列叫做《北京弃物-系列》，我用从曾家寨柱础翻制的水晶树脂存封了我在黑桥村捡到的弃物，这些弃物犹如被社会抛弃的dd人士一样，有着同样的命运。这两者都跟我有关，它们构成了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跨度。
我母亲姓曾，她的祖辈是广东客家人，老祖靠土地发财致富。 乾隆年间，搬到四川金堂姚渡镇，后来建了几座很大的寨子，取名为曾家寨子。寨子的鼎盛期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普及教育，支援抗战，祖辈们把寨子里的大部分房子捐赠出来，成为了孔祥熙创立的山西铭贤学校的临时校址，并聘请了美国、等外籍教师在那教书，抗战结束后学校又迁回了山西。后来，伴随着土改政策的实施，当时曾家寨子的地主们被赶了出来，当地的农民便住了进去。1958年到1960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寨子遭受了很大程度上的。当时的住户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把寨子的石柱、雕梁花木拆掉换钱，这是曾家寨子的第一次大规模。以后，当地人为了修建小洋楼，就把当时一些破旧的寨子拆掉后，令现在的曾家寨如同废墟一般再也不能复苏。
被拆迁的清代曾家寨和今天遭受同样命运的黑桥村以及其它拆迁区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不能不说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和疑问。两者都是以个体了的和损害为其特征。这不仅是现实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探询历史和今天的社会问题以及我们的尴尬处境，从而寻求昨天对今天的意义。但我们从中可以到什么呢?我不想给予作品过多的解析，我希望观众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尽情体验。
杨千:这件作品的材料也是我用买的拆迁的房梁木头和方钢创作的，我将这些木头搭建成一个简单的结构，四周挂着在废墟里捡来的方钢和钢管，中间系着一个锤子，观众可以用锤子敲响这些钢管，发出各种音频的声音，这些声音也是钟声，穿透地回荡在整个展厅，跟整个展览氛围很搭。
杨千:这两年我一直使用咕咚APP，在行走中靠我的双脚在地上画图。行走系列作品就是通过咕咚APP行走形成的山水、人物图形，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图像，并将这种图像转换成霓红灯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我觉得运用咕咚APP来创作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即高科技、卫星定位给了我们这个可能性，能让我们在很广的范围依靠卫星定位、用行走来画图，这是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这种行为和平面绘画结合在一起，打破平面绘画的界限，为平面绘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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