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挖出50米大蟒蛇
【环球时报记者赵觉珵王聪】在以色列众多拥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1930年出生的罗伯特·奥曼(如图)算得上最知名的之一了。2005年，奥曼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与托马斯·谢林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奥曼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以色列科学与社科院院士、英国社科院通讯院士、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目前为以色列耶撒冷希伯来大学合研究中心教授。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培养出如此多杰出人才与诺得主呢？作为国际学者，他对于中国科研领域的发展有什么呢？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对奥曼教授进行了专访。
“所谓博弈论，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互相影响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变化自己的对抗策略。”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后，奥曼以这种方式向大众解释何为“博弈论”。当时，皇家科学院给奥曼的评价是，“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
奥曼在采访中讲述了他眼中博弈论的重要性。“当很多实体参与一件事，可能是个人之间、公司之间、国家之间或者政党之间，每个实体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实体的行为和结果。你不仅仅要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还需要考虑这会对别人的影响。总而言之，就是你的行为是影响自己和其他人的一场游戏。”
在奥曼的学术研究中，他对博弈论的研究提高了人们对合作前提的认识和理解，也进一步了为什么当存在许多行为人时合作会变得更加困难等问题，这也让奥曼在审视现实社会时尤为重视“合作共赢”而非“对抗”。“合作总是更好的选择”，奥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也是我支持市场经济的原因，因为它能给出双赢而非零和的解决方案。”
“我不认为主义是一个好主意，相反，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正如中国在几十年前所认识到的”，奥曼表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显示了市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仅在一国国内，而是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如此。”
尽管年近九旬，但奥曼依然在位于耶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办公室内笔耕不辍。奥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最近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探究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行为经济学通常被认为处在主流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人们通过行为尽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奥曼解释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并没有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是有偏好并受到观念引导的。”
以色列为何能成为“创新的国度”，很多分析自然而然地会提到大部分人对的第一印象——聪明，似乎和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就是来源于DNA中。但在奥曼看来，创新是源于尊重知识的传统，而他本人最终能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正是这种传统造就的。
任何一个略微了解以色列的人，在第一次见到奥曼的时候，会从他两鬓雪白的胡须上看出他是一名虔诚的犹太。1930年，奥曼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正统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纺织品批发商。1938 年，就在著名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前两周，幸运的奥曼一家逃离。奥曼曾回忆称，“全家人费了好大的劲才获得前往美国的移民签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所有的积蓄。为此，父母不得不在美国极其努力地工作才能做到收支相抵。”
即便是在最的岁月，这个犹太家庭依然给子女最好的教育，所有子女除在犹太接受教育，还必须到常规学校接受“教育”。在“学校”里，奥曼遇到了第一位即将对他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中学数学老师约瑟夫·甘斯勒。成名后的奥曼喜欢将自己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这位启蒙老师，“他是一名非凡的教师，经常喜欢把学生们都聚集到前来。”而这段珍贵的中学时光，也为奥曼此后选择数学作为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
奥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于智力活动与知识的推崇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界上大多数地方，如果一个富人想嫁女儿，他会去找另一位富人的儿子”，奥曼说，“但是犹太富人想要找女婿，他会问学校校长，‘谁是你最好的学生？我想让女儿嫁给他。’”“正是这种尊重智力活动的传统推动着知识的进步，而不是几千年来的经商文化，这就是以色列在创新领域领先的优势。”
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在以色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色列甚至在建国之前就先建立了高等教育学府：希伯来大学由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全球最精英的一批发起创立，作为以色列故土的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吸引海外犹太学者的中心;海法也开办了培训重建国家所需的工程师和建筑师的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如今，这些高校在国际上声名远扬，培养出了包括奥曼在内的多位诺获得者。
奥曼与中国的源于2002年，此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于2010年跟随以色列代表团出席上海世博会。在提到中国近年来的科技创新时，奥曼对中国的高铁印象尤为深刻,“我注意到，中国社会十分重视技术与工程，也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奥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我想鼓励中国继续发展技术，也想提醒他们发展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事实上，奥曼所提到的基础科学问题，也是国内科学界一直在强调的。“基础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某些有用的领域服务，而是试图了解大自然和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奥曼称，“当你试着了解这些，这种理解会逐渐成工程与技术进步。”
奥曼再次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起他的故事：60多年前，奥曼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一个纯数学的题目——“纽结理论”，属于代数拓扑的一个分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现实中绝对无用的”，但“非常有趣且令人兴奋。”
而在半个世纪后的2004年，奥曼正在大学学习医学的孙子雅科夫给他打了个电话。“爷爷，我可以借用下你的大脑吗？”“当然，雅科夫，怎么了？”雅科夫问道，“环绕数是什么？”“纽结理论的环绕数？”“是的”，雅科夫回答称。
奥曼当时很好奇，为什么在医学院学习的孙子会突然对纽结理论感兴趣。“我们正在医学院学习纽结理论，教授和我们谈论了环绕数，但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我来问你”，雅科夫解释称，“细胞中DNA的结构与纽结理论有关，我们必须了解它。”
“当时我不得不坐了下来，因为我被了”，奥曼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称，“50年前完全没用的理论，现在我的孙子却正在研究它，这真是一种特殊的体验。”而这样的经历也让奥曼发现，科学其实并没有“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分。
“我们应该更多地对探索世界的运作方式感兴趣，即使现在没有任何应用，但一旦了解了运作方式，就可以很快运用它。如果只是通过工程设计来推动技术进步，哪怕做得再好，也无法取得真正的突破。”奥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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